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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长篇小说《人道》第二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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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8 10:34: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浮石散人 于 2014-3-1 14:35 编辑

                                                                       渐行渐远的景象模糊了往日的回忆,那
                                      么淡淡的,又那么温馨。



                                                           4


      令弘雷郁闷的事还远不止于此。很长时间没有接到姐夫平德和姐姐小菊的来信,使他隐约感到可能出事了。像往常一样,每个月只要他们的信稍迟一两天寄到,母亲如月就会催问:“咦,你姐姐他们怎么还没来信?”
      正当如月在为小菊担忧时,却意外接到了小菊的婆婆、上海小姐妹阿玉的来信,信中说到阿芳找到了。如月一阵惊喜,但接着看下去,心就凉了。原来当年阿芳跟着小白脸冯先生跑了之后,不久又被冯先生抛弃,后来她又跟了国民党的一位飞行员。解放初,这位飞行员所在的国民党航运公司在香港驾机起义,还带回来数架大型航运飞机。可惜前些时间这位飞行员,因毕业于德国航空学校,被追究为德国间谍,受不了批斗,率全家自杀了。阿芳也跟着走了。
      阿玉还在信中说到,《大正报》的陆愈之主编,幸好在重庆时帮助过中共最高领导人,才免被打成右派,也是磕磕绊绊一路走来,去年文革开始前去世了。而那位为你家寻找玉佩在大正报《三剑客楼语》发表连载《古玉寻踪》专稿的郭记者,一九四七年与“三剑客”一同去了香港后,一九五二年因愛囯又回到了沪上,结果也被打成了右派,文革开始后被斗得跳楼而亡……往事不堪回忆矣!最后阿玉写道“此信看过后,即请烧掉”。
      看得出阿玉是冒着风险写这封信的。如月为阿玉及《大正报》同仁惋惜之际,更担心着女婿平德的安危,知道他现在大小是一家工厂的领导,会不会挨批斗呢?虽然每到十五号,照样都会收到寄来的汇款单,但汇款单边上那个留言的小方框内,只是简单地写着诸如“亲爱的妈妈和弟妹们你们好,寄上25元,我们都好”寥寥数字,一看便知是小菊的笔迹。
      数年后,当姐姐小菊将女儿小洁寄养在外婆家里来时,在母亲如月的再三追问下,小菊才讲出了原委。
      林平德年轻时那段不平凡的经历,酿成了文革中的灾难。高中时代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结果被学校当局发现,责令他写“悔过书”,否则交警察局法办。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全国解放,经地下党组织同意,在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前题下,平德写了“悔过书”得以释放。以后,他组织领导了上海滩的卖报儿童,成立了“报童近卫军”(弘雷这才将大串联时平德赠送给他小人书《报童近卫军》联系在一起),收集情报,为大上海的解放积极工作。解放后他考入交通大学,又留学苏联,成为一名机械专家。
     文革开始后,对立派抓住他的“历史问题”,将他打成“叛徒”、“变节分子”,“苏修特务”,关进了“牛棚”。他被挂上用飞机铝合金做成的大牌子,双手被粗麻绳捆着,吊在梁上,上不得,蹲不得……小菊每天含冤忍辱给他送“牢饭”,为了不使家人担忧,他们不愿透露半点消息。
      这需要一种怎样的心态和毅力呵!在不时都可耳闻一些因为受批斗想不开而跳楼、上吊自杀事件的年代,平德和小菊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弘雷知道姐姐从小就吃惯了苦。十六、七岁的她独自一人去城里卫生学校读书,正值豆蔻花季的少女,没有一件好衣服,每天是买两分钱一盘的青菜和着从乡下带去的一罐盐水豆下饭。卫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金华地区的一家县医院。开始时每月只有二十五元工资,她总是按月准时寄十元给家里。工资增加到四十多元,她又改为逐月寄二十元,自己依旧省吃节穿,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同年秋天小菊结婚了,介绍人就是小时的同学林平芳。两家在上海时是老邻居,婆婆阿玉又是如月在上海时最要好的小姐妹,彼此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门亲事一说就合。
      小菊结婚后,仍坚持每个月向家里寄二十五元钱,每逢过年、过节,还多寄一些,十余年来从不间断。直到自己参加工作后,弘雷才体认到这需要怎样的精神情操作支柱!
      弘雷更难忘的是父亲云升做了肺部手术后不久,小菊写信来,要父亲到她工作的县医院去疗养一段时间,父亲同意了,决定带正值五年级暑期的小弘雷一起去。
      能和父亲、姐姐一起生活长长一个月时间,对于长期来与父亲、姐姐总是离多聚少的弘雷来说是多么难得,他格外地兴奋。
    县城医院座落在靠山边,静谧,而又清洁。医院走廊里等着看病的人,以及身穿白大褂的员工见了小菊,都亲切地向她打招呼:“葛医师,客人来啦?”小菊微笑着向大家介绍自己的亲人。父亲被安置在病房里住,弘雷就和姐姐住在一起。
     白天,弘雷做完暑期作业,就去病房找父亲。牵着父亲那瘦骨嶙嶙而又温暖的大手,他们沿着医院后面的山间小道散步。满山的山花在山坡上灿烂地开放着,热哄哄的空气中飘荡着阵阵幽幽的清香,偶尔几只山雀从头顶飞过,清脆的鸣叫打破了山谷的宁静。他专注地听着父亲断断续续讲着过去的故事:爷爷逸彬是清末的举人,曾怎样为太平军送过粮,又怎样刻苦读书到省城参加考试;讲到自己怎样在十五岁时就离开家,只身到大上海谋生,自己的帽子又怎样被日本哨兵打到了外白渡桥下的黄浦江里……
      这一切对小弘雷来说似懂非懂,只有对父亲病情的关注时时占据他那幼小的心灵,他问父亲:“大大,你为什么非要动手术开刀呢?”
      父亲苦笑着,挺起有些佝偻的背,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医生告诉我,这是目前国外最流行的治疗肺结核空洞的办法了。前后胸各去掉了一根肋骨,将乒乓大小的球填在空洞内,你看,我现在不是蛮好吗?我好得快一些,早点回去工作,就可以多赚些钱给你们用了。”父亲信心满满地说道。
      后来弘雷才知道,正是这种从日本传进来的还处在尝试阶段的“填空法”,过早地断送了父亲的性命。住在同弄堂里的朱先生,年纪比父亲大几岁,得的是同样的肺结核病,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多活了十几年。然而,一心扑在子女身上,为了子女,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的父亲却过早地走了。——父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的震撼是那么的深!
      午后,父亲要休息了,弘雷就到各医疗室串门。很快他就和姐姐的同事们都混熟了,知道姐姐小菊所担任的助产士工作,责任有多重,时效有多强。在这个山区里,孕妇来不及上医院,要上门接生;难产了,等着抢救,更是家常便饭的事。不论是酷暑的白天或寒冬腊月的深更半夜,不论路近路远,作为妇产科唯一的医生,小菊都要及时赶去处理。否则,就可能危及两条生命。
      值班的男医生问他:“小虎,如果让你一个人晚上在山里走,你怕不怕?”
      他问:“有没有老虎的?”
      另一位女医生说:“老虎倒没有,但有狼和蛇。”
      他说:“我最怕蛇了。”
      女医生就说:“你姐姐胆子可大哩,她一个人常常半夜三更,跑七、八里路去给社员看病……”
晚上,躺在床上,弘雷问姐姐:“你一个人夜里出去,不怕吗?”
      姐姐说:“开始是有点怕,慢慢习惯了,也就不怕了。心里只想着快点赶到病人家里,就不会想到怕了。” 是啊,怕,或许是对后果缺乏预见和把握的一种表象,当它被另一种更强烈的心理所替代的时候,就无所谓“怕”了。每个人都没有绝对的怕或者不怕。有所为者,就不怕;有所不为者,就怕。
      房间里弥漫散发着刺鼻的煤油味。小菊夜间出诊,常常是很迟才回到宿舍,煤油炉上煮点干面条成了她慰劳肚子的最好办法。每天都很忙,不是给病人看病,就是参加学习,小菊总是让弘雷先睡。每当这时,弘雷就独自趴在煤油灯下,胡乱翻阅姐姐桌上的医学书,直到姐姐回到宿舍,才一起睡下。
      最使他记情的,还是姐姐一再动员妈妈,将全家搬迁到省城去。
      那是云升刚离开乡下到省城工作的第三年,他无时不刻记挂着留在乡下的妻子和孩子们,不断地写信来,催促如月带领几个孩子迁居到省城去。有时一个月竟连寄七、八封信。
      小菊每次回乡下,也不停地劝说如月,应当为几个弟妹的前途着想,再在这个乡下角落待下去,弟妹们没有出头之日。但如月仍是迟疑不决。
      其实,如月何尝不考虑子女的前途呢?长期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得她思考问题更为现实:和阿升两个辛苦了近半辈子,结果看得到的,只有眼前几个孩子、几亩田、一条耕牛和一些农具。现在财物都入了合作社。人在乡下,还可以使用这些农具养活子女,而一旦离开了,就意味着一切都化为了乌有。何况到了省城,一家人的生活是否就真有保障了呢?都是一个末知数。
      作为一个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的保守型妇女,要如月在“放弃现实的利益”和“追求未来飘渺的好日子”之间迅速作出抉择,不光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她常常为此饭吃不香,觉睡不安。当初从上海回乡下的主意是阿升作出的,阿升也是如此这般地描绘了一番美好前景,可结果呢,除了几个孩子外几乎落得个一场空。现在难道还要我再陪你冒一次险吗?不幸的经历使她更加懂得保护自己和孩子们,随着对阿升的“决策能力”失去信心,她更加固执己见了。
      最后是小菊的一番劝导起了作用,小菊说:“妈,这地你背不走,人家也拿不去。不如暂时留给阿贵种,你和弟妹们先到省城去。好,就住下去;不好,可以再回来的。”如月觉得这话有道理,终于决定在小虎兄弟读完一年级、夏季收割结束后再启程。
      到省城的开头几年,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如月颇为满意。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阿升因劳累过度,肺结核旧病复发,家里又添了一个小弟弟,日子日益拮拘起来。
       “我是不想搬到省城来的,都是你姐姐小菊一个劲地劝我!”如月抱怨着,“要是当初不来省城,也不会再生这个小的。你大大也不会这么早死了!” 阿升在世的时候,家里常是争吵声不断,不时还把阿升在上海时的丑事搬出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数落着,气得阿升大口吐血……父亲去世后,她的心态变得很糟,总是不停地唠叨:“都是命啊!我和你大大两个相差九岁,是犯冲相克的啦!”
      贫穷诱发的不和、暴戾,像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而小弘雷采取的是回避政策,大部分时间呆在校园内,一心想的只是如何读好书,做好学校里的工作。
      渐渐远去的景象慢慢模糊了往日的记忆,无论是苦是甜,现在回味起来都是那么淡淡的,又那么温馨,激起了他内心多少涟漪。岁月流逝,自己和弟妹们在苦难中也长大成人了,眼看就要步入社会,可以给这个家做点贡献了,却来了这么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从自己家的事,联想到姜韵、林天尔和千千万万个家庭,弘雷眼下思考的依然不是自己一家的祸福,也不是那些坛坛罐罐的被打破,他更想参透的是:眼前这场运动为何非要这么搞?它的意义究竟何在?毛泽东说“大乱达到大治”,大乱能达到大治吗?




发表于 2013-11-28 18: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时许多仁人志士忍辱含冤被批斗,被抄家,自杀的无计其数,这场大乱究竟是否达到了大治,至今众说纷纭。弘雷的姐夫曾为国家做过贡献,当过地下工作者,也未逃脱被批斗的厄运。姐姐小菊是那个年代清贫家庭出来的懂事又能吃苦的孩子中的典型。工作刻苦,在深山里独自一人去给产妇接生,孝敬父母,关爱弟妹。在这样的家庭里,小弘雷生活是清苦的但精神上是温暖和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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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9 08:44:54 | 显示全部楼层
晨晨 发表于 2013-11-28 18:06
文革时许多仁人志士忍辱含冤被批斗,被抄家,自杀的无计其数,这场大乱究竟是否达到了大治,至今众说纷纭。 ...

朋友归纳得真好。关于乱和治,是一对辩证关系,这只是从哲学层面来讲。从实践和历史的高度来看,也有治的成分,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最后的结果可归结为,一是失控了,二是被最高领袖相信的“群众”,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所以这样一次人性大暴露又是件好事。呵呵,世事如谜,凡人猜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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