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魏玛时刻”汲取德国“认信教会”的教训

作者：保罗·D·米勒（Paul D. Miller）
日期：2025年3月23日

编译：临风

作者简介：

保罗·D·米勒（Paul D. Miller）是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学院国际事务实践教授。他曾担任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白宫幕僚。2022年因出版《“美国伟大”宗教：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问题何在？》（The Religion of American Greatness: What’s Wrong with Christian Nationalism）荣获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协会最优奖。本文原刊登于“The Dispatch”网上杂志。译者2024年初曾对“基督教民族主义”为文介绍，并曾引用该书。（译者：临风）

正文翻译：

大多数美国基督徒都熟悉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的故事，这位德国牧师曾英勇地反抗纳粹。

他和少数其他德国新教领袖聚集在一起，自称“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注）。他们在1934年发表了《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重申教会独立于纳粹政府，后者试图强迫他们加入官方的“帝国教会”（Reich Church）。

【注：“认信教会”是纳粹德国时期德国新教内部的一个运动，该运动反对政府主导的将所有新教教会统一为一个亲纳粹的德国福音教会。他们属于德国教会的极少数，并被批评为“不爱国”。这个教派在二战后消亡。本文多次将“认信教会”（加引号）这个词汇当作一个符号，即具独立性教会的代表，它并非是什么具体的宗派。】

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此时纳粹已根深蒂固、势力强大且深得民心。大多数巴门领袖失去了工作，数人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因坚持反对纳粹暴政而被处决。潘霍华本人参与了一次刺杀阿道夫·希特勒的未遂行动。悲惨的是，他被捕入狱，并在二战末期殉难。

“廉价的恩典是宣讲没有悔改的赦免，是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是没有认罪的圣餐，是没有个人认罪的赦免。廉价的恩典是没有门徒生活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活着并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特里希·潘霍华：《做门徒的代价》）

愿我们在“巴比伦的淫妇”（《启示录》里对罗马帝国的隐喻）追讨（真道捍卫者、殉道者）之际，都能如此勇敢。

今天我们理应赞扬潘霍华。但如果我们有权批评我们的殉道者，难道不能说，尽管他们英勇无畏，潘霍华和认信教会最终还是来得太晚了吗？在纳粹于1933年上台之前，潘霍华和其他认信教会的领袖们在哪里？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当他们本可以有所作为时，他们在哪里？答案是，他们大多数人是各种中间派政党的成员，正在完成学业并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尽管他们后来表现出了英雄主义，但他们未能看到对共和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当时共和国还可能被拯救。当他们最终站出来坚持原则时，一切都已成定局。

如果在1930年代，认信教会勇于坚持其独立性并公开反对纳粹是正确的做法，那么如果能更早——在1920年代，当共和国在左右极端势力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而纳粹尚未掌权之时——就采取行动，那就更好了。

认信教会所坚持的原则，并非只适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刻；而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政治神学原则，应当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成为普世教会的约束与指引。

对于2025年的美国教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正处于1933年的德国，仿佛正面对一个道德上等同于纳粹的敌人。这样的叙事让人感到道德清晰——善与恶界限分明，我们的责任也一目了然：唯一的问题只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去履行它。

但这种类比可能具有误导性，它也让我们有借口忽视对“自己这边”的反思。我们应当能够识别来自政治光谱两端的不公义，而不是只关注对方的问题。

事实上，一个更加困难、在智性与属灵层面都更具挑战性的历史类比可能是：我们并不是活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而是活在1923年的魏玛共和国。

被困于德国的左右翼之间

在纳粹掌权的十年前，德国正由一个脆弱的共和国所统治。它混乱、腐败、软弱，几乎无人尊敬它。不同于美国建国时那种激励人心的故事，德国的共和时刻源于一次失败而不义的“伟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时有两百万德国士兵丧命。军事失败导致威廉二世皇帝退位，随后德国城市爆发了共产党起义，右翼准军事组织则展开反击，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境。

魏玛共和国是在战乱和革命边缘仓促缝合出的临时方案。它以其创立所在的城市命名，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德国，并强加沉重的战争赔款；伤残老兵、战争寡妇和孤儿要求国家救助；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人民的储蓄与生活水准——这一切发生在全球大萧条之前，却已让德国人陷入赤贫和饥饿。

经济崩溃与国家羞辱为政治极端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左边是共产党，右边是法西斯。他们都宣称只有彻底的革命式变革才能解决德国的问题，否定现有体制，拒绝民主，宣扬各自的极端意识形态——都提供了简单、全面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政治道德只剩下一件事：投票支持党派路线。

当共产党警告说法西斯是邪恶的，他们说得没错；而当法西斯宣称共产主义是威胁，他们也说得没错。那么，一个有政治良知的基督徒该如何行事？他们可以加入一些中间立场的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试图在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维持中心，但它始终薄弱无力；右派的各种民族主义或民粹政党也逐渐被纳粹吸收或边缘化。

如果你希望发挥实质性影响，就不想把选票浪费在那些软弱无力的中间派身上。社会民主党不足以阻挡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只有纳粹看似有能力扭转左倾的趋势。如果你相信共产党才是更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出于道德责任应该投票给纳粹。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你更担心的是法西斯主义，那么右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政党几乎无法区分，最后大多被纳粹同化，而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如果你认为纳粹是最大的邪恶，你可能会觉得投票给共产党才是道义上的责任。

最终，你会不知不觉地被推向极左或极右。

我们都知道结局。法西斯主义最终被证明是更迅速、更具毁灭性的力量，它引发了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崛起，带来了集中营和延续数十年的极权统治。两个极端都不是答案。

“起初，他们来抓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然后，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来抓我——而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一位反纳粹的“认信教会”牧师

被困于美国的左右翼之间

如果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已成立，面对左右两边都存在道德邪恶、局势更加混沌的时候，一间“认信教会”会是什么样子？

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问的问题。

如今，美国基督徒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于历史类比能教给我们什么也存在严重分歧。对一些人来说，世俗进步派左翼就是纳粹在现代的化身：他们推动对未出生婴儿的“大屠杀”、在校园和新闻界培育一种威权文化，并要求国家认可并支持性革命的一切极端表达。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川普总统及其“MAGA”运动才是邪恶势力的代表：他们鼓吹战斗性的民族主义，要求对单一领袖的绝对忠诚，破坏法治，纵容政治暴力。

如果这两种基督徒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对呢？要发现“坏人”并不难——他们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不存在单一的“坏人”、一个邪恶政党或群体，而是有许多这样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谨慎，不要轻易将今天的美国等同于1933年的德国。

或许今天美国教会的使命并不是去进行一场视死如归、反对某个“明确无误的道德邪恶”的英勇抵抗，也不是联合所有正义之士去对抗某一特定敌人。相反，也许今天教会的使命是：辨认出四周各种形式的不公义与邪恶，坚守自己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倡导者——不是为任何一方政治势力辩护，而是为法治与各政治部落之间的和平代言。

一间现代的“认信教会”应当拒绝“沉默主义”（quietism），并肯定公共生活是不可回避的。我们无法选择退出公共广场。上帝造人是社会性的存有，人类始终处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的关系之中。

上帝喜爱公义，我们也应如此——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被呼召去爱邻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邻舍所生活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环境。

如果所谓的“本笃选项”（Benedict Option，注）意味着完全放弃政治参与，那就是对基督徒使命的失职。

【注：“The Benedict Option” 就是呼吁基督徒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有意识地退回到小型的、信仰坚定的社区中生活，像中世纪的圣本笃修道院那样，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不随波逐流。该名词来自Rod Dreher的一本书名。】

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下，这意味着我们往往必须在政党中、通过政党去行动。“认信教会”不会否认党派参与的必要性，也不会逃避现实中的党派选举。但它也会清楚地承认，每一个人类制度——包括所有政党——都不可避免地被罪和不义所沾染。它会坚决拒绝任何一种“某一党派代表上帝”的说法。它会期待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不公义相勾连。

英国《卫报》截图

这意味着，“认信教会”会劝勉其成员，不要将自己的忠诚交给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特定议题上与某个政党合作，例如堕胎、治安或扶贫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身份与这个党认同，更不该为它提供道德资本。我们应当对他们有所保留，即使只是为了传达一个信息：他们并不拥有我们。

没有任何迫切的理由非得自称是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不要给予他们把你归类为“自己人”的尊严。

政党活动是否有一个道德的“红线”？一间“认信教会”会要求其成员严肃审视的不只是政党的竞选纲领，还有他们的行为方式。

1933年的纳粹党纲领并没有主张种族灭绝或发动世界大战；共产党的党纲也未曾写明要设立劳改营、强迫失踪或制造饥荒。但这些却是这两个党后来真实的“果子”。

我们应当“灵巧像蛇”（马太福音10:16），并根据其行为的“果子”来判断，而不是轻信宣传机器、政权代言人或盲目支持者的宣传。（注：听其言、观其行）

在1933年以前，纳粹和共产党都遵守民主程序，参与选举。但纳粹党在此前的13年间已经表现出一贯的行为模式：包括啤酒馆政变（1923年，注）、街头暴力与恐吓、种族主义和对宪政秩序的蔑视。

【注：啤酒馆政变是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企图用武力夺权的一次失败政变，但这场失败却让他和纳粹党走上了通向权力的道路。】

共产党则公开宣称自己与国际革命运动为伍，该运动已在俄国推翻政府，并对反对者施加恐怖统治与谋杀。

那么，纳粹的纲领重要，还是他们的行为重要？共产党的政纲重要，还是共产极权的现实重要？

一间“认信教会”会问出最严峻的道德问题：
• 在1920年代的德国，基督徒投票给纳粹是否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因为当时他们尚未变成1939年的纳粹？
• 同样地，投票给共产党是否合理？因为当时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还未成形？
• 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这些党的后来行为其实是他们早期意识形态种下的果实，因此他们的早期支持者也应当在道德上负有责任？

今日的“认信教会”该如何度日？

投票支持共和党的基督徒，蒙召要在共和党内部成为“盐与光”（注）。这意味着要成为呼吁共和党尊重法治的声音。

【注：这是耶稣登山宝训里面一段十分重要的讲话，来自《马太福音》5:13-16: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你应当是最响亮的声音，谴责川普赦免“1月6日暴乱者”的行为，并反对他对制衡制度的破坏——这些制度本应限制总统权力的滥用。你应该为穷人和弱势者发声，反对川普所滋养的残忍、恶意与报复性文化。这种文化腐蚀了我们的公共生活，侮辱了我们共同的公民身份，也对那些成为川普政治打压对象的人构成了具体威胁。

如果你保持沉默，你就是既轻信又有罪，参与了这个政党的罪——包括那些尚未发生的。

投票支持民主党的基督徒，同样被召唤要在民主党中成为“盐与光”。这意味着要呼吁民主党尊重“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引自《独立宣言》，注）。

【《独立宣言》的开场白：“美利坚十三个联合州一致通过的宣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个民族必须解除与另一个民族之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依照自然法与自然之上帝的法则，在地球万邦中取得其独立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世人舆论的应有尊重，他们应当陈明促使他们分离的种种理由。”
近代“自然法”（natural law）的理念来自13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后来，英国的约翰·洛克把这个概念融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杰斐逊再把它引入美国的《独立宣言》。】

世俗左派有时散发出一种“无神、无根、唯权力是图、道德相对主义”的气味。他们今天否认超越性的“真理”，明天又宣布一种全新的（超验性）“真理”，接着他们的网络暴民就会对未能及时支持他们“当日热门议题”（cause de jour）的人进行霸凌与骚扰。

正是因为缺乏一个（确定的）道德基础，他们才变成了道德专制者，自信于自己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新真理，并对国人不能立即跟上表示不耐。

一个开放、宽容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府制度（注：即指美国的民主宪政）无法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存活。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时指出，“自然与自然的上帝”应当成为我们制度的基础，他是对的。自然法具有超越性，但不具宗派性；它是一个所有宗教或无宗教信仰者都能一同立足的共同基础。

这些，就是一间今日的“认信教会”应当在讲台与播客上传讲的内容。美国的基督徒迫切需要一套健全的公民参与神学，这套神学要教导共和政府的道德价值、法治的善、以及宪政制度的意义。它应当教导人尊重多元、警惕乌托邦幻想，并从历史上那些极权政治宗教及其恶果中获得智慧。

它应当教导教会的成员如何批判性地与政党保持距离，在谨慎选择下与政党在特定议题上有限合作。

教会应当教导会众说真话——始终说，彻底说，诚实说，不加修饰，不玩话术。在当今这个信息被操控的环境中，最激进的行为就是用朴素真诚的话语谈论真理、良善与美。一个要求我们“以谎言换取入伙资格”的政党，是绝不配拥有权力的政党。

教会应当教导其成员：“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慈”（歌罗西书 4:6）。一个让你习惯用讽刺与半真半假的方式为党派赢取优势的政治文化，绝不会培养你去“思念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腓立比书 4:8）。

教会应当警告其成员提防“世上的智慧”（哥林多前书 1:20）。那些靠煽动恐惧与愤怒来换取点击量和广告费的媒体人，不过是最廉价的世俗哲学家。

最重要的是，一间“认信教会”要教导会众分辨时代，并实行自我省察的伦理。耶稣曾问：“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马太福音 7:3-5）

实行自我省察是顺服基督命令的重要步骤。

有一种党派主义的风格是：任何对本方的批评都被视为背叛甚至叛国。在右翼，这种党派主义体现为“右派无敌人”的信条，只要选举日去投票，就对同阵营中的种族主义者和仇恨分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左翼，这种党派主义则体现在不敢有“索尔贾姐妹时刻”（注）——不敢公开谴责其内部那些高呼哈马斯口号的极端分子，或那些将“多元、公平、包容”（DEI）变成压制异议、取消文化的工具的人。

【注：“A Sister Souljah moment” 就是用“批评自己人”来表明：我不是一味偏袒某一边，我有自己的判断力，我更接近常识和中间立场。】

一间“认信教会”会训练信徒认识到：这种党派主义本身就是对上帝的悖逆。如果你非得成为党派中的一员，那就做一个好的党派成员——一个好的把关者，一个愿意审视自身运动方式的人。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赢得更多选票”这种策略上的考虑，更是因为道德上必须坚持善的立场。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控制度、劫持政党的时代。他们也许真的会赢。
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极端分子已经学会如何操纵我们的体系并劫持我们的政党的时代。他们很可能正在成功。一间“认信教会”会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名箴言回应他们：“你可以决心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让你的信条是：容让谎言进入世界，甚至谎言会胜利。但不是通过我。”

政治极端主义或许会胜利，但不能借我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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